法制日报
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前提，证据裁判是刑事司法的核心准则，司法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严格执法，更在于法理与人情的平衡、规范与温度的统一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始终恪守疑罪从无、罪责法定、限期办案、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，明令禁止超期羁押、久押不决、证据不足拖延办案等司法乱象。例如：深圳龙岗区企业家王洋涉嫌诈骗一案，历时两年多办理、证据始终无法闭环，却致使当事人长期被羁押，最终引发王洋的母亲——抗美援朝老兵遗孀含恨离世、遗体滞留殡仪馆的人伦悲剧，该案暴露的基层司法程序有瑕疵、监督缺位、机械执法问题的嫌疑，值得全社会深刻反思。
纵观全案，核心争议清晰明确：本案自侦查、审查起诉至庭审阶段，始终存在根本性证据瑕疵，无法达到刑事定罪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法定标准。综合卷宗材料、庭审质证及多方佐证可见，该案指控王洋涉嫌诈骗200万元的核心依据，仅为报案人单方言辞陈述，关键证人身份存疑及证言存在多处根本性矛盾，钱款交付过程、在场人员、时间地点等核心事实无法相互印证，且无银行流水、监控记录、资金冠字号等客观证据佐证。同时，当事人自有资金充足，涉案款项可证实为合法项目经营资金，报案人存在各种疑点，全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，证据链始终未能完整闭环，完全符合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的法定情形。
从法律层面审视，公检法三机关长期持续羁押当事人的办案行为，涉嫌多重程序违法，违背多项法定司法准则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，刑事案件定罪量刑必须证据确实、充分，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的案件，不得追诉、不得羁押。第九十五条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，对无证据支撑、无羁押必要的案件，办案机关应当依法释放嫌疑人或变更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。同时，法律严格限定侦查羁押期限，逮捕后法定侦查羁押期限仅有两个月，合法延期存在严格审批限制，绝无两年以上无限期侦查、无果拖延的合法空间。依据两高刑事赔付偿还司法解释，强制措施届满后超一年未移送起诉、未撤案、未不起诉的案件，依法视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，应当立即释放当事人。本案两年多零有效定罪证据、久押不结的办案状态，是典型的“疑罪从挂”程序违法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机械僵化的办案方式，最终酿成不可逆的人伦悲剧。当事人王洋系其87岁母亲国内唯一直系亲属、唯一照料人，其余子女定居海外数十年、甚至长期失联，无任何人可代为处置老人救治及丧葬事宜。耿女士身为退役军人、抗美援朝军属，一生遵纪守法、奉献社会，晚年身患多种重症，无退休金、无生活依靠，常年依靠王洋照料。2026年6月，老人突发危重疾病，需直系亲属签字方可开展紧急手术，但因当事人被持续羁押，无法履行签字义务，医院无法实施急救，老人最终错失救治机会不幸离世，离世时抱憾未等到子女送别。更为恶劣的是，老人重病期间还遭受恐吓骚扰，身心遭受极大摧残。时至今日，老人遗体仍冷冻存放于殡仪馆，无法入土为安，既违背公序良俗与人伦底线，也凸显部分基层司法办案人文关怀的缺失。
梳理司法权责，公检法三方履职均存在明显疏漏与监督缺位。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，在两年侦查期内始终无法固定定罪证据，未依法及时撤案、终止侦查，持续违规羁押，属于源头程序违法。检察机关作为法定法律监督机关，承担羁押合法性审查、纠正司法违法的核心职责，却长期未开展有效羁押必要性审查，明知案件证据不足，仍默许延续羁押状态，无视家属人道诉求，监督履职严重缺位，是本案悲剧发生的关键症结。人民法院作为审判监督机关，面对长期悬置、久押不决的案件，未主动介入纠错、规范办案流程，未能发挥司法兜底监督作用，程序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。此外，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恐吓重病家属行为，涉嫌违规违纪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，违背文明执法底线。
本案兼具法治价值与社会特殊意义。当事人家属为抗美援朝功勋老兵家庭，是国家和社会尊崇的功臣家属，理应得到司法优待与人文关怀，却因司法程序瑕疵承受丧亲之痛、离别之憾，极易伤害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。同时，当事人王洋作为民营企业法人，被无实证长期羁押，不仅侵害公民人身权利，也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与当前司法护航民营经济、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政策导向相悖。正如人大代表所言，司法环境是营商环境的核心，唯有规范司法权力、杜绝随意执法，才能筑牢区域发展根基。
司法公正，既要守法律之刚性，也要怀悲悯之温情。疑罪从无、程序正义、人权保障，是我国司法改革坚守的核心方向，杜绝“疑罪从挂”、超期羁押、机械执法，是规范司法行为的底线要求。唯有让司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，严守证据底线、恪守人道初心，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责编：明欣
